晚清民国是如何“废除中医”的?

发布: | 发布时间:2019-08-2,星期五 | 阅读:404

原创:?严汣霖

问:编辑能不能谈一谈晚清民国“废除中医”这段历史?

中国知识界,最早提出“废除中医”且产生一定影响者,当属晚清学者俞樾。(注:就医学概念而言,世上本无“中医”“西医”之分,只有“中国传统医学”、“西方传统医学”与不分中西的“现代医学”。本文为尊重时代语境而引用的所有“中医”字样,皆当视作“中国传统医学”;引用的所有“西医”字样,亦皆当视作不分中西的“现代医学”。下同,不再赘注。)

1879年,俞氏撰成《废医论》一文,明确建议废除中国传统医学;晚年又增补一篇《医药说》,认为“医可废,而药不可尽废”。

俞氏生活的时代,现代医学尚在发育(现代医学开端于19世纪中叶,以细胞学、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被应用于医学而诞生出实验医学为标志),在中国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;俞氏本人对现代医学,也无多少了解。他提出“废除中国传统医学”,并非以现代医学为参照,而是基于个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经典,如《黄帝内经》等着作的深入考据。

比如,在俞氏看来,中国传统医学所谓的脉象与脏腑之间关系,各种“理论经典”众说纷纭,并无一致意见,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,也不尽相同,但传统医学的从业者,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,这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。

不过,俞氏不否认某些传统医学药方对治病有效。所以,在批评“传统医道”乃虚幻之物的同时,他也保守地认为“药不可尽废”。

图:俞樾

俞樾的弟子章太炎、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,均曾研究过传统医学的各种“经典理论着作”。二人虽然没有提出“废除中医”的口号,但他们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态度,与俞樾大致相同。

比如,章太炎认为,传统医学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并不成立,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中拿五行来配五脏,只是为了祭祀,跟治病没有关系。《黄帝内经》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,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,实是谬论。章氏曾告诫门下弟子,若学习中国传统医学,千万不要去学它的医理医道,只可去学它的药方,且对药方的有效性需重新验证。

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“中医科学化”的领军人物,与中国传统医学界关系密切,曾与“废除中医论”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。陆虽然反对余云岫彻底废除中国传统医学的主张,但他同样认为,中国传统医学的“理论基础”乃是“凭空结撰”而来,惟药方有验证总结的价值。

晚清民国,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发出质疑者,远不止俞樾、章太炎与陆渊雷。

受西潮的刺激,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,曾努力钻研中国传统医学的“经典理论着作”,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,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,进而提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。

但这类努力,大多无疾而终。比如,严复最终承认,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,“其例之立根于臆造,而非实测之所会通”,乃是自我臆造,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。梁启超也承认,中国传统医学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,“学术界之耻辱,莫此为甚矣!”。

进入民国后,知识界对现代医学了解渐深,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态度也渐趋激烈。其中最决绝者,当属陈独秀。陈在《新青年》上刊文,批评中国传统医学“既不解人身之构造”,又“不事药性之分析”,“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”,动辄拿“古方”说事,“其术殆与矢人同科”——“矢人”,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。也就是说,在陈独秀眼中,中国传统医学成了杀手的同义词。

大略同期,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、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,也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所谓“医道”提出了批评:

“中国说是有医学,其实还是手艺。……中医的高手,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。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,并且可以十分悬殊。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,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。究竟病是什么?病灶在哪里?并不定要考定,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!某药是如何成分?起如何作用?并不问。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,究竟为温为凉,意见也参差的很。他那看病用药,哪能不十人十样呢?”

以上种种,大体代表了晚清民国时期,最前沿知识界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共识。

这种共识的影响,由知识界辐射至政界,其结果是,终民国之世,无论传统医学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,传统医学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,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。否定传统医学、废除传统医学,几成历届民国政府的共识。

1912年7月,袁世凯政府制定《壬子癸丑学制》。该学制首次将中国传统医学明确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。11月, 当局又颁布《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》,其中医学、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,中国传统医学、中国传统药学均不在其中。

此种设置,一度引发中国传统医学界的恐慌与抗议。他们联名上书教育部,要求增设中国传统医学课程(传统医学界自称“中医”“国医”)。

袁政府无视此种抗议,且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,否决了传统医学界申请注册“北京中医学会”的要求。汪大燮公开表示:

“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”,“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,不用中药。所请立案(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)一节,难以照准。”

最后,事情闹到国务院。国务院的回复较汪大燮柔缓许多,声称未将传统医学纳入正规教育系统,“非有废弃中医之意”,但也同样表示,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,须“先其所急”,对传统医学“致难兼采”,亦即仍委婉拒绝将传统医学纳入正规教育系统。

作为抗议,1915年,传统医学界人士倡议自费创办“中医学校”,要求当局立案注册。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,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,划归内务部管辖,教育部则对这类学校仍持拒绝接纳的立场。此后数年,传统医学界创办了不少“中医学校”,但没有一所学校,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。

1925年,传统医学界曾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,再次要求将传统医学纳入正规教育系统。教育部的回复是:

“(传统医学)不合教育原理,未便照办。”

概言之,北洋政府时代,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,但教育部始终将中国传统医学拒之门外。

左:民国反对中国传统医学的领军人物余云岫(1879-1954)及其着作《灵素商兑》。余氏当时曾被传统医学界骂做“洋人的孙子”。

1927年之后的国民政府,对待中国传统医学的态度,与北洋政府如出一辙。

偏据南方时,国民政府已出台过“取缔中医施行细则”及禁止传统医学进入大学的法令。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,中央卫生会议又作出了“废除传统医学”的决定。

事件的起因,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,发现偌大中国竟没有卫生部,提出批评,知识界及国民政府深受刺激,决定成立“全国卫生委员会”。要成立该机构,首先需要解决“谁有资格算医生”这个问题。

1929年,首届“全国卫生委员会”委员们齐聚南京,开会商讨“谁有资格算医生”的问题。与会委员一致认为,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、解剖学、生理学、病理学、微生物学知识。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,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,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传统医学。但考虑到目前国内现代医学从业者数量有限,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,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,而以40年时间为限,来逐步废除传统医学。

中央卫生会议的上述决定,引发了传统医学界的大恐慌,随之掀起大争论、大抗议。迫于压力,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表示对“中医”并无歧视,并解释称“废除传统医学”的提案虽获通过,但暂时不会执行。

上述表态只是一种安抚之词。不久之后,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,禁止“中医”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,并将“中医学校”降格为“中医传习所”或“中医学社”,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,不得列入学校系统,“中医医院”须改称“医室”。

1931年,在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下,南京曾一度设立“中央国医馆”,但该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,与冯支持设立的另一机构“中央国术馆”,一并迅速走向了衰微。

图:冯玉祥。冯推崇“国医”是一种政治运作,1905年,冯腹部生疮为传统医学从业者误诊,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获治愈。

1933年,传统医学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《西医条例》,制定《中医条例》,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“中医”的合法医疗地位。但该要求被行政院否决。行政院的理由是:

“(颁布《中医条例》)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,亦有关国际体面,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,恐非中国之福。”

此后,经冯玉祥等人运作,1936年终于颁布了《中医条例》,但其中规定,“中医”资格的认定,须从“中医学校”毕业获取证书;而“中医学校”,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——自北洋时代以来,教育部始终坚持将传统医学拒之门外。这一规定,实际上意味着绝大部分传统医学从业者不可能获得“中医”资格。

在条例上玩这种游戏,既说明“中医”“国医”之称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,带给了卫生部极大的舆论压力;也说明卫生部推行现代医学、抵制传统医学的态度相当坚定。

再之后,抗战全面爆发,当局出于战争救护需要,对传统医学界多有褒词,但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,除不许设“中医学校”、办“中医医院”、登“中医广告”之外,还成立了“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”,由政府组织考试,未通过者不许行医。此种审查,一度使绝大部分传统医学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。

1943年,传统医学界曾一度取得“短暂胜利”,在国民参政会上将《西医条例》与《中医条例》,合并成了一部《医师法》。

不过,1946年,该法又被卫生署否定,新《医师法》重新规定:传统医学从业者一律只能称“医士”,不许称“医师”,并严禁“中医”使用“西药”。同年,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、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三家机构,理由是这三家学校系“擅自设立”,未经教育部批准。传统医学界再度赴南京请愿,要求政府承认“中医”有办学的权利,但遭到冷遇,无功而返。

此后,直到1949年,传统医学始终未能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卫生部的正式认可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民国时期,正是中国转型成为“民族国家”之际,故政客们面对传统医学的问题,多持两面派立场——既不欲被舆论目为“反对国医”之人,也不愿将自己的疾病交付到“国医”之手。

比如,孙中山曾多次公开发表“尊重中医”的言论,但也曾屡次明言,“予平生有癖,不服中药”,病重之际,胡适来劝他“不妨一试(中医)”时,孙的回答是:“适之,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!”后世的传统医学从业者,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“中医”为据,称孙“支持中医”。其实,这不过是孙被现代医学确诊为肝癌晚期、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“乱投医”罢了,不代表孙对传统医学的真实看法。

再如,汪精卫虽在孙中山临终之际为孙找来了“中医”,且因此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,但汪的内心,对中国传统医学,其实是持否定态度的。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《国医条例》时,汪氏公开讲:

“国医言阴阳五行,不重解剖,在科学上实无根据,至国药全无分析,治病效能,殊为渺茫。本人患病经验,深受国医国药之误,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,根本废除国医国药,凡属中医,不准执业。全国中药店,限令歇业。以现在提倡国医,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。”

在如何对待传统医学这个问题上,蒋介石做法,也与孙中山颇为相似。

1929年的“废止中医风波”中,当着前来请愿的传统医学代表们,蒋曾表态支持他们。但这种表态,并不是蒋对传统医学的真实看法,而只是一种政治需要——据林森披露,此次传统医学界到南京请愿,是“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,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”,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,为此,“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,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,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,就会失去四川民心”。据叶楚伧披露:“北伐底定以后,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,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,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,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”。——当请愿代表打出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”、“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”的民族主义旗帜,高呼“支持中医”就是“支持三民主义”,且有地方政治势力介入其中时,医学问题早已变成了政治问题。

与上述政治表态不同,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,全部由拥有现代医学教育背景者组成。


来源:短史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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