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权政治的困境

发布: | 发布时间:2019-09-10,星期二 | 阅读:173

撰文:郭世佑

我个人以为,到目前为止,中外学术界的学术话语,特别是中国的教科书与中国学者的相关论着,存在两个高调: 一个是高调歌颂辛亥革命的成就,说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; 另外一个是高调抱怨革命之后民国初年的乱象,政局越来越乱,连孙中山自己都抱怨。 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一个高调还好理解,毕竟你都可以找到很多论据来支撑,问题在于,一个叙述者同时说出两个高调,就容易产生悖论,把善于思考的读者搞糊涂,到底哪一个高调更可信? 人们高调肯定和歌颂辛亥革命、肯定它的价值,其论据是,辛亥革命不光是推翻了延续中国268年的清朝,也推翻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,还说民主共和思想深入民心,断定辛亥革命胜利了; 但是,一讲到辛亥革命的不足,民国初年的政局,非常混乱,不断地打架,不断地打仗,认为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,又说辛亥革命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,辛亥革命是失败了。 这种表述就有自相矛盾之嫌,矛盾的本身还不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之类视角差异所致,而是从同一个视角,即民权政治的角度得出的悖论。 这就值得推敲了。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: 既然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,而且民主共和思想还深入人心,就不能同时说中华民国只是一块“空招牌”。 反之亦然,辩证逻辑也不应完全抛开形式逻辑的基本规范。

我们先不说“空招牌”之说能否成立,就“空招牌”与失败论的论据而言,关于失败原因的解释,一般不外乎三个方面: 一是强调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过早地让出了政权; 二是强调袁世凯搞阴谋,搞独裁; 三是强调人民的素质不够,建立民权政治的条件不够。 如果把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分析,还是存在一些疑点。

首先,革命党人有没有可能掌握政权? 如果没有可能的话,把这个并不存在的因素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,能不能成立? 另外,如果孙中山不根据承诺,让出临时大总统,就算他能保住这个政权,那么,民权政治是不是就能包你满意? 如果不是的话,那么,这个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?

至于袁世凯,这个政治强人本来就与革命、民主、民权关系不大,只是他的临门一脚,把清朝的皇统推翻,弥补了革命党人自身力量的不足,你叫这是革命的客观作用也好,革命党人的主观认识不足也好,反正袁世凯的这个临门一脚就很重要,对这样一个与革命、民主的阵营关系不大的人,如果我们来过多地强调或者抱怨他的品德,这个说服力又怎么样?

还有,说人民素质不高,这确实是一种客观的存在,问题是怎样去提高人民的素质? 在革命的短期内能不能提高? 另外,除了人民的素质不高以外,还有没有其它的因素? 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有没有别的良方可以来做,我们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,我以为,应该是历史人物可以做,也可以做好一些,结果做得不好,我们就可以去讨论和寻找其中的教训。 如果道理不是这样,而历史人物当时就是这个样子,那么,我们还应该从其他方面去寻找,这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,这是我今天要谈这个题目的主要动因。 像这样的问题,涉及的内容比较多,可能不光是一篇一个论文报告能够把它清理清楚的。

我的发言的基本思路是,首先,民国的民权政治是怎么来的? 第二,孙中山他们当年设计革命进程和规划民主共和制蓝图的时候,有过哪些思考? 在革命准备时期,他们就考虑过人民素质不高的因素,他们有过一些设想与方案,但后来没有实现,其中有它的特殊性。 还有,我想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,那就是: 近代中国实现民权政治的条件,除了人民素质不高以外,还有哪些不足?

孙中山在《民报》发刊词中首次提出“三民主义”

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、民主共和制是怎么来的,其实在座的各位都知道,可能跟满洲统治被推翻以后,它必然地会带来一个制度的创新,既然孙中山等人是明确反对帝制的,自己就不想搞帝制,那么,他们既不可能去找哪个汉人来当皇帝,更不可能从满洲人里面、爱新觉罗里面去找一个皇帝,在推翻清朝与建立民权政治之间,即反满民族革命与开创民国的政治革命之间,就存在一种因果关联,有它的必然因素。 但这里会涉及到某些歧义,其中包括,满洲统治者的汉化程度已经很高,是不是可以说满汉矛盾就已缓和了? 在专制政权高度掌控之下,虽然政权可以维护,但是从文化与心理的层面上,满汉之间的隔阂始终存在。 只要看看蒋梦麟的《西潮》,他在讲他的青少年时期和他生活的那个环境,他的家乡在余姚,那里的百姓死了,都还要换上明朝的服装入殓。 我曾经在浙江大学呆过10年,我接触过与蒋梦麟的这个回忆有关的大量旁证,那里的人民对满人入关之后屠杀汉人的历史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。 另外,满人压制汉人的政策也是一直在延续,尤其在权力的层面上,满人特别是满族贵族始终在控制和主导。 一个占人口极少数的族群作为大国的统治者,压制占人口极大多数的汉人,这在承平时期是可以的,蒙古人也做过,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满人也做得还不错,国家还在发展。 问题在于,到西方列强入侵以后,大敌当前,如果还是以压制汉人、压制全国多数人的作为基本国策,这种政治机制就很容易压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机,近代国人怎样消弭猜忌与内耗,一致对外,抵抗列强侵略,寻找国家与大民族的富强之路,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,也是有难度的问题。 我个人以为,满汉矛盾本身的存在,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瓶颈,这个瓶颈不打破,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障碍。 打破这个瓶颈除非有两种方式,要么满洲统治者发扬风格,用改革的方式,向汉人让权,至少要拿出诚意,而不是像当年重用曾国藩、胡林翼那样只是权宜之计,要么用革命的方式解决满汉矛盾。 事实证明,清朝统治者的这个改革力度并不大,尤其在权力方面,到了晚清,到最后被迫上了政治体制改革这条船,一一涉及到权力,他们就不想改了。 载沣等人抛出皇族内阁,可能还不仅仅是他的政治经验欠缺与决策失误的问题,而是暴露了他们那一堆人对祖宗打下的江山与满族权力的基本态度。 到了这个时候,满汉矛盾空前激发,就只能通过外部的力量,来解决这个纠结已久的满汉矛盾,而推翻满族统治的必然结果,它可能就是民权政治。 在协商未来国家的蓝图时,我们的前人也想过别的办法,甚至包括要找孔夫子的后代来做皇帝,孔夫子的后代也拒绝,他们从来只做素王,有人提出找朱元璋的后代,这个也很麻烦,究竟找谁合适,能不能服众? 如果在座的各位喜欢中国的民权政治的话,我们真的还感谢满人的统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廉价的民主共和制。 如果你讨厌这个民权政治的话,那你也应该首先抱怨满人没搞好,至少没有好好消解满汉矛盾,到近代以后,越搞越被动。 我们的国家负担很重,我们把君主专制本身的很多弱点、毛病都堆积为满人的统治这么一个基点之上,满洲人主持的清朝就充当了牺牲品。 但这个问题还很复杂,由于时间关系,我先讲到这里。

我个人以为,就民权政治本身的建设来讲,外在的条件和内在的条件都不够。 从外在的条件来讲,小农文明向近代工商文明的转变,它确实有很多的困难。 农业文明本身是“熟人社会”,要向契约社会、程序社会、法治社会、规则社会去转变,会有很多的难度,好事多磨。 还有,在近代,尤其民国以后,不断的内战和外战,它本身就很容易强大国权,压制民权,这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的,可能不仅仅是哪一个统治者的品德,或者老袁也好,老孙或者其他什么其他人也好,而是有某些内在的、或者前提性的预设。

从民权政治的内因条件,或者是内在要素来看,从我们大家注意得比较多的民权政治的主体——主权在民的“民”,中国的老百姓,确实素养不够,他们甚至连民主的诉求都不够,更不用说参政的素质。 但还有一个大家忽略了的问题,就是不光是主体,连民权政治的主导者,包括中山先生,他们的民主素质也不够。 中山先生动不动就喜欢生气,听不进不同的意见,而且他又偏偏成了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开拓者,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,我们也不能苛求他,我们要找他的原因,恐怕可以找出很多来。 这个悖论就是一个要命的东西,我们要注意,可能不仅仅是孙中山当过临时大总统以后,在“万岁”的呼声中把脾气搞大了,到了1914年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时,颐指气使,居高临下,很不讲理,其实,还在辛亥之前,哪怕是在1907年,请注意为什么会两次出现“倒孙”的风潮,就与中山先生的脾气有关。 黄兴是个儒雅、本分的湖南人,黄兴只是说,你们设计的那个国旗式样不美术、不好看,孙中山就发脾气: “你要废掉它,先废掉我好了。 ”人家并没有废掉它的意思,他就生气。 现在我要请教我们在座的留美同学,如果在寝室里,人家随便讲个什么,你就生气,你要搞好寝室的关系恐怕都不太容易,你要做学生会主席的话,都很麻烦吧,你怎么领导别人?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民权政治的主导者自身的民主素质,再来谈普通百姓的民主素质如何,是不是连层次感都会清晰一些? 对历史的“同情的理解”也好,“理解的同情”也好,我们能思考的问题,要说的话,是不是会多一点?

孙中山(二排左起第7人)与同盟会会员合影

我从这个话题出发,还有一些浅显的体会,其中包括,建设比革命更艰难,更复杂,也更重要,革命是暂时的,建设是长久的,这是第一点。 由于时间关系,我不能展开讨论了。

第二点,国家利益比党派利益更重要。 当时,无论是这个党,那个派,都是把个人的利益同党派利益、集团利益放在首位,这就实际上导致了什么呢? 民权政治里的投票、拉票,就容易把中国传统文化所相对贬斥的小人政治大行其道,民权政治如何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,我看是有一定难度的。 拉帮结派、结党营私,这是中国传统文明君子之道所排斥的东西,中西文明怎么结合? 钱穆先生在他的书里面点过一些,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。 比如,我们平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、作用、影响谈了不少,我看还有一点没有引起注意,就是辛亥革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贬义词“党”变成了褒义词。 北洋时期的同盟会与国民党,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,都跟民权政治摩擦得很,蒋介石在北伐取胜之后,做了国家元首,但他始终把自己领导的国民党称作“革命党”,始终看不起这个党,那个党,结果把自己搞得很孤立。

第三点,我的体会是,历史的条件可能比革命的意志、革命的毅力更重要。 历史条件不够,你怎么去创造条件,可能是更重要的,实现民权政治的原则比为民权政治的原则而斗争更难、也更重要。

还有第四点,我个人以为,作为研究者,研究的心态可能比研究的立场更重要。 我们的前辈们一再教导我们,一定要站在某个阶级的立场说话,这样的话,就很容易为这个阶级辩护。 我们能不能够既不站在孙中山的立场,也不站在袁世凯的立场,或者梁启超的立场、清朝统治者的立场,而是站在中性的立场? 我个人曾经试图这么做过,但做得还不够,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。

另外,我还有一个体会,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手段比单一的历史学科研究更重要,研究清末新政与民国史,研究民权政治,可能就需要法学、政治学、民族学等学科的智慧与手段,互相讨论,互相启发,可能收获会更大。

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,辛亥革命已经整整一百年了,这一百年来,我们的民权政治还是这么艰难,恐怕不光是人民的素质不够,包括孙中山、蒋介石在内,他们的素质更重要,还有,执政者为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做过哪些具体的事情,都值得关注。 其实,不光是我们的前辈们素质不够,包括我们自己,恐怕也不够,我们自身的民权的理念如何,我们骨子里在欣赏什么,追求什么,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混沌的世界。 中山先生说: 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”,我想,如今再搞革命没有必要,革命不仅总是有风险,而且以暴易暴就未必能真正解决建设层面的问题,而且我们国家的发展成就比较可观,国力在强大,不要革命,我们就呼唤改革吧,民权尚未成功,我们一起努力。

(作者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,本文为作者2011年10月29日在哈佛大学辛亥百年论坛的演讲,授权刊发,略有删节)


来源:东方历史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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