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廷如何使用“汉奸”这个词?

发布: | 发布时间:2019-09-12,星期四 | 阅读:207

原创: 林九言

图:抗战标语“当汉奸者杀无赦”

“汉奸”一词始于清代。

据学者王珂的研究:

在清代之前的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并不存在‘汉奸’一词。……直到进入清代以后,由于清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对汉人抱有强烈的敌对意识,‘汉’才逐渐变为一个民族集团的概念。在这个背景下,‘汉’中的坏人便成就了‘汉奸’一词。”

也就是说,与今人对“汉奸”一词的理解——背叛汉民族(中华民族)利益的奸人——有所不同,在清朝统治者的语境里,“汉奸”所指乃是对清廷心怀不满、损害了清廷利益的“汉人奸民”。

“汉奸”一词在清代的流行,始于雍正时代的谕旨、御批与奏折。

比如,雍正二年,“改土归流”期间,皇帝曾下旨给川、陕、粤、桂、云、贵等省督抚提镇,要他们注意,在土司的辖区内,有“汉奸为之主文办事,助虐逞强”。雍正四年,鄂尔泰上奏提出十六条“改土归流”的办法,其中之一正是“除汉奸”。雍正五年,皇帝给云、贵、川等省督抚下达任务,其中也包括了“抓捕汉奸”。

雍正时代最着名的“汉奸”是曾静。他敌视爱新觉罗的统治,曾派自己的学生去策反清军将领岳钟琪,所以雍正将其定性为“苗疆内多年汉奸”。

图:允礼绘雍正像

自雍正朝开始,“汉奸”一词频繁见于统治集团的各种往来文件。几乎每一次出现社会冲突,清廷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将“汉奸作乱”视为重要缘由。

晚清外患加剧,这种思维定势也就变本加厉。

林则徐赴广东禁烟,曾公开声言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“汉奸”——“本大臣奉令来粤,首办汉奸”。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,广东的奕山、隆文、琦善等官员,在奏折里大谈“省城大小衙门,俱有汉奸探听信息,传送夷人”“汉奸人面兽心,……临阵则仿造号衣,又与营兵无别,往往混入军中,真伪莫辨”,浙江的奕经也奏称“江浙一带汉奸极多”“(宁波等地)人情险恶,半系汉奸”“曹江以东,到处汉奸充斥,商民十有七八”。定海之战失利,钦差大臣裕谦在奏折里说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“(洋人)驱使闽粤汉奸,舍死登岸……约计总有万余人”。

这当中,最使人瞠目者,莫过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之后,奕山在给道光皇帝的复盘奏折里,指责“粤民皆汉奸,粤兵皆贼党”,将此战的教训总结为“防民甚于防兵,而防兵又甚于防寇”。

这种思维定势的背后,是浓重而顽固的“满汉分野”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英法联军攻破了广州城,广东巡抚柏贵被俘。城内满洲驻防军被解除武装之后,联军“恢复”了柏贵的职务,并发布公告称:广州城已在联军的武力控制之下,政府仍交由柏贵的巡抚衙门管理,同时由两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,进驻巡抚衙门,柏贵发布的所有政令,须由该委员会加盖印信,才能生效。

换言之,“柏贵政府”成了一个由英法联军控制的地方性傀儡政权。

图:柏贵(左一)在巡抚衙门与英法联军官员合影。英法联军统治了广州三年有余,柏贵在这期间病死。

咸丰八年秋,柏贵在给皇帝的奏折里,如此解释自己与英法联军的“合作”:?

“粤东省城骤遭夷乱,……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,无处迁徙。 若不委屈保全,恐该夷迁怒旗民,必至大遭蹂躏。省城大可不问,是以不计生死,设法羁縻,实为省城旗民起见……”

大意是:我柏贵之所以不去拼命,不去死,反选择与“夷人”合作,全是为了要保护广州城里的四五万旗民。如果没有这些旗民,我柏贵完全可以做到“省城大可不问”。

换言之,广州城内的汉民,是不在柏贵大人的保护名单之内的——按照清廷一贯的思维定势,“粤民皆汉奸,粤兵皆贼党”,是防范对象而非保护对象。柏贵敢于如此为自己的降敌之举开脱,也是因为他明了这种思维定势,在包括咸丰皇帝在内的清廷高层之中,很有市场。

这种思维定势,由来已久。

顺治时代,满人所蓄汉奴多有逃亡者,清廷讨论如何惩处逃亡者,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,即遭顺治猜疑,斥其心机叵测,说他如此建议,乃是“汉人欲令满人困苦,谋国不忠,莫此为甚”。

康熙时代,山西太原总兵金国正希望“捐造”22门“子母炮”,发给下属的绿营兵操练,向兵部请求许可。兵部觉得金国正愿意自己出钱来提升国防,觉悟很高,表示同意,但却被康熙严词驳回,理由是“子母炮系八旗火器,各省概造,断乎不可!”——这种先进武器,只有满人八旗可用,万万不可配备给绿营。

及至晚清,受太平天国的冲击,清廷军事力量的重心,从中央八旗转移到了地方绿营。作为补救,在恭亲王奕欣所主持的洋务运动中,清廷再次在政策上对八旗与绿营实施区别对待——八旗被选定为军事改革的主体,绿营则被限制乃至禁止学习先进的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。

比如,在选派军事人员出洋接受训练这件事情上,八旗出身者在数量上,完全碾压绿营出身者。

据罗尔纲《湘军新志》统计,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,64万绿营兵。但在洋务运动中,被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/绿营人数比例,则是450∶10——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,选派八旗兵450名,绿营10人,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。这是恭亲王奕欣等人商议的结果。

同治三年,恭亲王还曾上奏,主张军队要学习洋枪洋炮,但仅限于八旗,绿营被排斥在外:“唯此项精秘之器,京营学成后,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。”

图:晚清八旗兵的军事训练

不独军事改革如此。为满足对外交涉的需要,由奕欣等人主导,清廷曾创立“同文馆”,培养外语人才。在落实过程中,奕欣特别强调,同文馆的学生,须“选八旗中资质聪慧,年在十三四以下者”,让汉人学习外语,然后与洋人打交道,他不能放心

当时,北京创立了“京师同文馆”,上海创立了“上海广方言馆”,广州成立了“广州同文馆”。除了李鸿章的“上海广方言馆”,北京、广州的同文馆,都是典型的旗人学堂。广州的《同文馆章程》规定,馆内学生名额二十名,旗人十六名,汉人四名,教职员等全为旗人。京师同文馆章程,则仿照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,将录取对象严格限定于八旗子弟。

这种扬满抑汉的心态,贯穿了整个晚清洋务运动。

同治十年(1871年),曾国藩、李鸿章合奏,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,内附章程,建议“每年以三十名为率,四年计一百二十名”,未提及满汉比率问题。恭亲王奕欣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,但在幼童的挑选上,特别增入了“八旗子弟优先”这一原则。

同年,两广总督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情形,主张以后的同文馆招生“专用旗人,毋庸再招汉民”(原本旗人学生与汉人学生之比已是16:4)。这一奏请得到了奕欣的同意,由同治皇帝御批后下发,成为新政策。

图:同文馆学生学习洋文

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根深蒂固的满汉之别,从未大规模出现在清廷的公开宣传之中。

相反,通过文字狱等手段,清廷长期致力于消灭任何有可能突出满汉之别的宣传品(包括出版物、戏曲、说书等等)。这种控制,直接导致生于1895年的钱穆,在他的少年时代,并不知道清朝皇帝是满人。

在回忆录里,钱穆如此写道:

“伯圭师(钱伯圭,一位革命党人)随又告余,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?余骤闻,大惊讶,云不知。归,询之先父。先父云,师言是也。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,我们则是汉人。”

钱穆的“大惊讶”,与恭亲王改革中的厚此薄彼,共同构成了时代的表与里。

参考资料

①王菁,《清顺治朝“首崇满洲”问题简论》,《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10第10辑。
②罗尔纲,《湘军新志》,上海书店,1996。
③鲍明,《满族文化模式: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》,辽宁民族出版社,2005。
④王柯,《“汉奸”考——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》。
⑤茅海建,《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再研究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5。
⑥钱穆,《师友杂忆》,东大图书,1983。


来源:短史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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