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版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

发布: | 发布时间:2019-09-12,星期四 | 阅读:230

近年来,杜钢建、诸玄识、李国防等人提出的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“英语起源于中国”之说,让很多人惊掉了下巴,笑掉了大牙。

其实,他们不是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的发明者。

以康熙皇帝为首的清代朝野知识分子,早就发现了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这个不得了的“惊天之秘”,而且一本正经地做了非常多的的所谓“论证”。

在康熙之前,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,只是一种零星的见解。

比如,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曾说,“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,使西人得以窃其传”——明代,西方传教士传入了毕达哥拉斯定理,黄宗羲发现其与中国的勾三股四弦五之术相通,于是认定是西方人“窃”了中国的勾股之术。显然,黄宗羲忽略了“各自独立发现”这种可能。

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方以智和王锡阐。

方以智认为,西方的历法虽然精准,但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,“皆圣人着急所已言”——圣人们早就说过了,只不过后人不争气,“天子失官,学在四夷”,我们这边失传了,西方人却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捡了起来,还进一步将之发扬光大。王锡阐则称,西方历法的创新优异之处,“悉具旧法之中”,全在中国老祖宗的旧法当中,“西人窃取其意,岂能越其范围?”,西方人不过窃取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,并没有超出中国固有文明的范畴。

但黄、方、王三人的影响力,在当时颇为有限。真正让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成为举国知识分子皆知之显学者,乃是康熙皇帝。

众所周知,康熙是一个非常好学之人,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、地理与天文历法。不过,康熙的“好学”,并非真的对知识本身存有兴趣,而是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,为的是折辱汉人知识分子,消灭他们在“学问”方面对满洲所拥有的心理优势。

故此,康熙从传教士那里学了天文历法,转头就会把李光地等人召来,要当着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的面,证明《尧典》之类的古籍是错的;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了如何用数学计算河水的流量,也会转头召集群臣当场示范,使群臣们“得闻所未闻,见所未见”,从而达到折服汉人知识分子的目的。其结果,则如姚念慈在《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》一书中所总结的那般:

“至康熙后期,……学术领域中的领袖,也只有玄烨一人。他自恃周知万物,又无书不览,学术已凌驾汉人之上,意得志满之态往往难以掩饰。……玄烨虽不承认自己生而至圣,但学而至圣,他是当仁不让的。”

借传教士之学问以打击当代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,康熙又以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之说来打击传教士。

康熙曾写过一篇《三角形推算法论》,宣称西方历法起源于中国——“历原出自中国,传及于极西,西人守之不失,测量不已,岁岁增修,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,非有他求也”,西历是从中国传过去的,他们学到之后代代增补修缮,所以现在比中国本土所传要精密。他还宣称数学也起源于中国——“夫算法之理,皆出于《易经》,即西洋算法亦善,原系中国算法”,西方的算法,全部出自中国的《易经》。

图:康熙像

康熙负责给结论,下面的知识分子负责“论证”该结论的正确性。比如,号称康熙朝“历算第一名家”的梅文鼎,得李光地开示,热烈歌颂了康熙的见解,是此前历代学者“皆所未及”,然后“全面论证”西方天文学即中国古代的“周髀盖天之学”,且脑补出了一条“合理”的文明西传之路。在这场所谓的“论证”之中,梅一再表态,称自己对康熙所提出的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之说,拜服得五体投地:

“伏读御制《三角形论》,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,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。大语煌煌,可息诸家聚讼。”“伏读圣制《三角形论》,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,必古算所有,而流传西土。此反失传,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详。至哉圣人之言,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。

同样必须拜服得“五体投地”的,还有宫中的西洋传教士。康熙御制《数理精蕴》里说:

“汤若望、南怀仁、安多、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,间明算学,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,然询其所自,皆云本中土流传。”

大意是:汤若望、南怀仁这些人很懂历法,也很懂算学。问他们这些学问是从哪里来的,他们都说是从中土流传过去的。

内有“学术界”的拥护,外有传教士的认同,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之说,遂成为了康雍乾嘉时代的主流思想,且代代皆有“创新”。

比如,活跃于嘉庆、道光时代、集学者与官员于一身的阮元,曾宣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哥白尼地动日心说,有可能源自张衡的地动仪

“张子平有地动仪,其器不传。就说以为能知地震,非也。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。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,或本于此,或为暗合,未可知也。”

大意是:张衡(字子平)的地动仪没流传下来。我认为,所谓地动仪能测知地震的说法是不对的,地动仪应该是一种“地动天不动之仪”,和传教士蒋友仁带来的“地动说”是一回事,后者可能源自前者,或者独立发明彼此暗合。

活跃于嘉庆时代的邹伯奇,则论证得出了“西学源出墨子”的结论:

“西人天学,……尽其伎俩,犹不出《墨子》范围。……《墨子》俱西洋数学也。……故谓西学源出《墨子》可也。”

邹伯奇的这一“发现”,俘获了众多的晚清知识分子。

比如,光绪年间出使西方各国的薛福成,曾认定“泰西耶稣之教,其源皆出于墨子”,不但西方的光学、力学与机器船械之学来自《墨子》,连“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”与“千里镜显微镜”,都不出《墨子》的范围。此外,薛福成还说,西方的星算之学,源自中国的《尧典》《周髀》,西方的火轮船,是中国的“木牛流马之遗法”。

大略同期的冯桂芬、郑观应、王韬、陈炽等人,也均曾宣扬过“外人晚于中国,必定食我之牙慧”“西法固中国之古法”“西学窃我余绪”“西法之本出乎中”等论调。他们进而认为,向西方学习,师夷长技,不过是“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”,没什么大不了,并不构成对华夏文明的否定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康雍乾嘉时代,所谓的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,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这个层面。进入道咸同光时代之后,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这种论调,开始涉及思想文化。

比如,出使日本的黄遵宪,虽也同样认定西方文明“源流皆出于墨子”,但他论述的重点,已不止于科学技术,而是:

“余考泰西之学,其源流皆出于墨子。其谓人有自主权利,则墨子之尚同也。其谓爱汝邻如己,则墨子之兼爱也。其谓独尊上帝,保汝灵魂,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。”

大意是:根据我的考证,西方文明的源流,全在墨子。西方讲人权,源自墨子的“尚同”;西方讲爱邻居如爱自己,源自墨子的“兼爱”;西方讲上帝和灵魂,源自墨子的“尊天明鬼”。

再如,薛福成出使欧洲,对西方的近代民主政治有直接的了解。他在日记中宣称,中国在尧舜时代,就是民主制度,“匹夫有德者,民皆可戴之为君”的中国古代传说,即“今之民主规模也”;西方的学校、医院、监狱、街道,均存有中国的“三代以前遗风”;上下议院制度,也可以在中国古代找到源头。总之,西方政教凡“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”,国家都很强盛,反之则乱象频生。

1895年,严复撰写了《救亡决论》,对上述种种“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”的论调,做了辛辣的讽刺。

他说,现在有一些人,自居名流,对西学并不真的了解,只凭着一些转述耳闻,然后再从中国的古书中搜猎相似的言辞,就敢于放言,说什么“西学皆中土所已有”。这种人,实在在是“其语近诬,诬时讨厌”,非常可笑。严复进而感慨道:

“有此种令人呕哕议论,足见中国民智之卑。”


来源:短史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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